2024年11月15日（星期五）下午3时30分，欧宝官方入口科研处于零陵路校区教学楼一楼报告厅成功举办了第五十二期蔡元培讲堂。本次讲堂荣幸邀请到了上海戏剧学院的宫宝荣教授，就莫里哀与法国“音乐剧”这一主题进行了深入讲解。活动由科研处副处长孙剑主持。
讲座之初，宫老师首先对莫里哀其人及其成就与影响进行了概述。莫里哀（Molière，1622—1673）是法国十七世纪杰出的古典主义喜剧大师。他不仅是一位集剧作、表演与导演于一身的艺术家，而且在其一生中创作了超过三十部各类喜剧作品，构建了三百多个人物，并亲自出演了32个角色。作为古典主义戏剧的代表人物，他显著提升了喜剧在法国戏剧史上的地位，并在欧洲喜剧创作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作品被多次改编为电影，全球有93个人以“莫里哀”命名，法国有5所中学也以“莫里哀”命名，被誉为“法国文化的一张闪亮名片”。
随后，宫老师主要从三个方面阐述了莫里哀在喜剧领域的成就，尤其详细讲述了他所创作的“音乐剧”（喜剧芭蕾comédie-ballet）。
一、莫里哀的时代
首先，宫老师讲述了17世纪的法国背景。这一时期在重商主义政策的推动下，实现了政治稳定、领土扩张和经济繁荣，成为当时的“世界工厂”。当时的人口已达到2100万，是当时欧洲人口最多的国家。然而，该国依然以农业为经济基础，农民构成社会主体，贵族与教士则是社会中坚力量，同时，资产阶级的影响力逐渐增强，在专制集权的社会结构中不断上升。后随着资产阶级财富的积累，人们开始追求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宗教和艺术均得到了发展。
莫里哀的艺术生涯主要集中在路易十四统治时期。在这一时期，路易十四被称为“太阳王”，专制集权但同时也是艺术爱好者，他推动法语成为欧洲外交语言，继承并扩展了黎塞留的文化控制策略，成立了多个艺术单位，如皇家舞动学院、美术学院等。至1666年，路易十四几乎实现了对文化领域的全面控制。
在17世纪的法国，戏剧演出受到了国家的控制，尽管各地存在众多巡回剧团，但除巴黎外，普遍缺乏固定的演出场所。除了位于卢浮宫内的王家剧场，整个巴黎仅有三家商业剧院。随着法国社会的变迁，戏剧演员的职业化道路得以开启，随之而来的是固定剧团、剧院、观众群体的形成，以及剧作家和优秀作品的涌现，使得演员们的生活状况相对优渥。
二、莫里哀的戏剧
在对17世纪法国的历史背景进行了初步的阐述之后，宫老师接着向我们深入讲解了莫里哀的戏剧生涯。莫里哀从小便受到父亲的厚望，13岁时便进入贵族子弟学校读书。在这样的生活条件下，他从小便对戏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倔强的性格使他的人生变得不平凡。1642年，他与女演员贝雅尔兄妹等十几位青年组成“光耀剧团”（le théâtre illustre），在巴黎从事戏剧创作，然而因负债累累而被拘押。
尽管遭遇挫折，莫里哀并未向命运低头。1644年，他采纳艺名“莫里哀”（法语意为“长春藤”）。1645年，剧团解散，但他与贝雅尔兄妹共同加入另一剧团，并离开巴黎，成为剧团团长，集管理、编剧、表演及导演职责于一身，在法国西南地区持续巡演长达十二年。
1658年，莫里哀的人生轨迹发生了重大转折。他的剧团在卢浮宫为路易十四献演，获得了国王的青睐。随后，国王颁布旨意，令剧团与意大利剧团共享剧院资源，并正式定居于巴黎。1661年，卢浮宫经历了一次大规模改建，国王将王宫剧场划归莫里哀剧团使用，自此，莫里哀的喜剧作品均在此地公演。同年，他的剧作《丈夫学堂》亦成功上演。
自1664年起，莫里哀的喜剧创作达到了其巅峰时期，与此同时，他与封建势力的斗争也日益加剧。宫老师指出，莫里哀的创作反映了他充满挑战与奋斗的一生。他所创作的喜剧作品屡次遭遇禁演，这主要是由于他的作品批判宗教愚昧，歌颂人民，因此充满坎坷。其代表作《伪君子》揭露了宗教伪善团体。该作品最初构思为三幕的应景喜剧，然而，由于随后爆发的长达五年的禁演与解禁的激烈争议，这部作品被改编为五幕剧《达尔杜弗或骗子》（第二版）。《达尔杜弗或骗子》的第三版于1669年，在“教会和平”时期得以正式公演，恰逢太后去世之年。
宫老师强调，莫里哀在其喜剧中深刻地体现了现实主义戏剧的理念。莫里哀的创作目标在于批判其时代中的不良习俗，并对荒谬的人物进行嘲讽。这些作品揭示了诸多不合理社会现象，包括宗教迷信和经院哲学的缺陷；权贵的虚伪、贪婪的资产阶级放高利贷行为以及对社会地位的盲目追求。同时，这些作品也反映了诸多社会问题，例如女性教育、婚姻家庭、金钱观念以及社会地位的种种问题。莫里哀运用了丰富多样的闹剧手法，将人物性格和事件强调到极致，使之更为鲜明突出，产生出强烈的戏剧效果，如语言与动作上的重复、夸张、误会等。
莫里哀以其卓越的语言艺术、严谨的戏剧结构、生动典型的人物塑造以及丰富多彩的喜剧手法，成功地将当时社会地位较低的喜剧提升到了与悲剧同等重要的艺术高度。他所创作的阿巴公、唐璜、阿尔赛斯特等角色，不仅成为世界戏剧史上的经典形象，而且深刻地反映了社会现实。通过这些作品，莫里哀巧妙地揭露了贵族阶层及资产阶级的种种陋习，并同时表达了对普通劳动人民美好品质的赞美之情。他的剧作具有特殊的美学效果，不仅是娱乐大众的艺术珍品，更是一面镜子，映照出时代的面貌和社会的真实状态。
三、莫里哀的“音乐剧”
在莫里哀创作的所有作品中，喜剧芭蕾与王室的赞助密不可分。路易十四每年都会邀请剧团至宫廷进行演出，并提供年金或赏赐银两。莫里哀作为娱乐总监，他为路易十四创作了舞蹈和喜剧芭蕾，例如《德·浦尔叟雅克先生》和《贵人迷》。在《伪君子》的尾声以及为庆祝国王凯旋而作的《乔治党丹》中，莫里哀对路易十四的顺从和尊敬表现得淋漓尽致。
1661年，莫里哀与著名音乐家吕利和舞蹈家博尚首次携手合作，共同创作了喜剧芭蕾《讨厌鬼》。这部作品在富盖新落成的沃子爵城堡首演，给路易十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国王特别要求莫里哀专门为他打造一部芭蕾喜剧。《逼婚》便是应这一请求而生的，在剧中，国王本人甚至亲自扮演了一个埃及人的角色。
尽管莫里哀认为《讨厌鬼》将音乐、舞蹈和戏剧完美融合，开创了西方戏剧史上的先河，但通常人们更倾向于把宫廷舞蹈以及节日庆典中的表演视为这种艺术形式发展的早期阶段。无论如何，《讨厌鬼》及其后续作品无疑对后来的艺术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标志着一种新的艺术表现形式的诞生。从1664年至1671年，莫里哀与吕利、博尚共合作了11部喜剧芭蕾和1部悲剧芭蕾。《没病找病》是莫里哀创作的最后一部作品。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这部剧目完成了它的首演。然而不幸的是，就在该剧最后一场演出结束后不久，莫里哀便离开了人世。
在讲座的尾声，宫老师进行了精彩的总结。他指出，莫里哀与吕利、博尚共同开创了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这种形式将戏剧、音乐和舞蹈等多种艺术元素融合在一起，可以说是最早的音乐剧雏形。尽管它与美国现代意义上的音乐剧有所不同——在喜剧芭蕾中，戏剧元素占据主导地位，而音乐和舞蹈则起到了辅助作用，这一点从《贵人迷》和《没病找病》等作品中可以明显看出。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这种17世纪的“音乐剧”确实成功地将多种艺术形式结合在一起，并在当时的世界演艺舞台上独树一帜，引领了潮流。
问答环节
成啸副教授：从艺术管理的视角审视，在当时的欧洲，究竟是教会的资助先于王室对艺术家的支持，抑或是王室的赞助早于教会？
宫宝荣教授：你的提问已超越了莫里哀所处的时代范畴。在那个时期，教会并不倾向于资助艺术家，其资金更多地用于支持自身的宗教活动。尽管如此，这些活动可能间接地孕育出一些艺术家。另一方面，王室资助艺术家主要是为了满足其娱乐需求。在17世纪的法国，由于国力强盛，王室有能力为艺术家们提供相对充裕的资金支持。因此，王室与艺术家之间形成了相互需要的关系。
孙鹏飞（戏剧理论研究方向博士研究生）：我想就概念层面与您探讨，在您的讲座中提到了戏剧与剧场之间的联系，那么，当前的音乐戏剧是否可以被称作音乐剧场呢？
宫宝荣教授：关于名称的争议，我认为无需过度坚持。在中文语境下，“剧场”一词通常仅限于指称具体的物理场所，而在国际语境中，该词则包含更为宽泛的意义，不像中文中那样具有明确的界限。因此，学术界当前反对使用“剧场”这一术语，目的是防止由此产生的概念混淆。如果这一术语成为固定的语言表达，显然会限制我们的研究范围，不利于学术的发展。
黄志霏（戏剧理论研究方向硕士研究生）：我曾阅读过布尔加科夫所著的《莫里哀先生传》这部小说。该作品对莫里哀的生平进行了描述，与宫老师所介绍大致相符，然而，书中也融入了一些虚构元素。在研究莫里哀时，我们应采取何种视角来审视这类包含虚构内容的传记小说呢？
宫宝荣教授：在我看来，我们无需过分严肃地对待这一问题，因为每位作家笔下的莫里哀形象各异，无一能完全代表其真实面貌。毕竟，真实的莫里哀已经辞世，正如罗兰·巴特所言，“作者已死”。对于文学作品，我们应当专注于作品本身的研究，而作者的生平与性格，我们只能通过推测来进行分析。长期以来，我们倾向于使用真实性作为评价文学作品的标准，然而这种做法并不具备科学性，因为真实性的本质是无法捕捉的。
撰稿：尹赵碧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