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赛
做文学研究的第一步是选题。有大题目有小题目，有陌生的题目有熟悉的题目。对于初次进入研究领域的学习者来说，应该选一个自己熟悉的小题目。我的本科论文题目就是《沈从文叙事模式研究》。我在沅、湘之间长大，对沈从文先生散文和小说中描写的人和事有切身的体验，写起来不是很困难。有了这个基础，就可以做更宏观一点的题目。读书读得细致，自然会产生一些问题，带着这些问题去向师友们请教，如果仍然不能得到答案，那就去查看他人的论文。程千帆先生把这个选题过程叫做侦察敌情。如果还是不能找到答案呢，那就自己写一篇论文来解答这些问题。专家专家，不是专门去骗大家，首先要过自己的这一关，要能解答自己读书的迷惑，不去做无病呻吟。不去好好读书，不去好好思考，不去好好考察，跳出来冒充专家，就会被人家拍砖，专家成为砖家。
有大题目和小题目，有生题目和熟题目。就战略而言，应该选择那些同行都关注的重大问题。一般而言，硕士生自己不大容易抓住大问题。我的硕士论文选题《祝尧<古赋辨体>研究》。《古赋辨体》是元代最重要的辞赋学著作。这个题目是郭建勋老师给的。我的博士论文选题颇费了一番周折。曹老师跟我说，博士论文选题得“常居要路津”。通过一番考察，我发现任昉的《文章缘起》是南朝三部重要的文学理论著作之一，研究的人很少，可以做专书研究，但这本书问题太多，难以形成确论，我担心答辩通不过，毕不了业。我听从了蒋凡老师的建议，为保险起见，改题为《任昉研究》，从专书研究转到专人研究。任昉是齐梁文坛的大家，与沈约比肩，研究他的人很少，研究的面也比较广，关于任昉的史料尽管比祝尧多，但要考订其生平，还不是很够的。我手头最基本的材料即《梁书·任昉传》和《南史·任昉传》。曹老师说，王运熙先生十分推崇杨明照先生的治学方法。杨先生曾两次作《刘勰传笺注》，我何不做一个《任昉传笺注》呢？没想到，这一做就不能自休。因为要将任昉的一生行事弄清楚，将任昉的诗文准确系年，与之相关的许多人和事都得弄清楚。我就以《任昉传》为线索，把南朝士人传记系连一遍。我发现南朝士族很多普遍的问题，如南朝士族的识鉴，南朝藏书，南朝目录学，南朝文体学等，所涉范围已经超出了任昉本人。曹老师建议我将论题扩展为《任昉与南朝士风》。这本小书经过8年的写作和修订，于2011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2006年，我到欧宝官方入口随韩锺恩老师从事音乐美学博士后研究。课题为《中国音乐美学范畴研究》。我分别探讨了儒家、墨家、道家、玄学家以及近现代音乐美学家提出来的元范畴，试图以原范畴为基点，探讨中国音乐美学的理论体系及其流变。老实说，要完成这个宏观的理论构建，3年时间是远远不够的。范畴研究总得找出其原始出处和衍生过程，这些都离不开文本研究。离开具体的文本与语境来谈范畴，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我曾经发起过《中国历代乐论集释》工程，就是试图将理论构建与文本阐释相结合。
能不能从一个核心文本出发，来窥探整个中国音乐理论体系及其构建过程呢？我首先想到了《乐记》。《乐记》是中国古典文艺美学最经典的文本，它的理论广泛影响到经、史、子、集。2010年，我进入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后流动站，与汪涌豪老师合作，研究的课题为《乐记的整理与研究》。我在中文系念了本科、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在音乐学领域绕了一圈，又回到中文系,一切都是那么亲切自然，得心应手。
题目选好了，第二步是处理材料。处理材料其实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找到新材料，二是利用旧材料。我为了写《祝尧<古赋辩体>研究》，跑到湖南、北京、上海等地图书馆去找资料。在人民大学图书馆里，我甚至查到了《古赋辩体》在收入《四库全书》前的校样本。我在后记中写道：“为成此文，愚泛荆湘、履申沪、游京兆；采奇气、访宿师、搜秘籍。实不敢以一家之言自居也。”卞孝萱先生说，做六朝文学研究，难就难在找新材料。陈尚君先生说，这个时期还有大量史料藏在家谱、地方志中有待挖掘。做博士论文的时候，我在上海图书馆发现了《任氏族谱》，据此写出了任昉的世系，放在论文的开头。
找到新材料是很不容易的，要靠运气。今天，我们已经能比较容易地得到海量的材料了。我们把关键词输到电子数据库中检索，就搜出一大堆材料。有了这些材料，我们不需要大胆假设了。陈寅恪先生、刘师培先生、杨树达先生都擅长于通过排比材料来说明问题。为理清楚材料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找到规律，我们得先按内容分类，再按时间排序，形成论题，论证这个规律。通过电子检索来的材料，一定要放回到各自本来的语境中去理解，以免误读，这就是小心求证。古人在写这些材料的时候，都一个字一个字炼过的。我们今天读这些材料，就要一个字一个字地拆开。能拆得开，又能合得拢，旧材料就变成了新材料，就能说明新问题。
袁行霈先生提出要对材料进行分类和分级。我们把那些重要的，确切的材料放在前面，说明问题的主要方面，把那些次要的、模糊的材料放在后面，补充说明问题的次要方面。沈玉成先生主张在材料的基础上走一步。一步不走，说明不了问题，步子迈得太大，容易脱离实际。能拆得开，又能合得拢，旧材料就变成了新材料——纳米材料。它有很强的可塑性，能组装在论文的各个部位，起到各种奇妙的作用。做研究，其实是在做材料活，做工匠活。搜得各种各样的材料，知道了材料的特性，多花一点工夫裁定它，放到合适的地方，做出精致的成品。老实说，我并不认为时下流行的那些五花八门的方法对中国文学研究会有多大的促进作用。东拉西扯的报章式引用，根本不能解决任何问题。曹道衡先生提倡的治学方法始终是管用的：掌握大量第一手材料，并从这些材料中引出结论。材料掌握得越绵密，得出来的结论就越准确。如果研究者能对中国文化做些亲身体验与调查，那就更接近陈寅恪先生所言的“理解之同情”了。
第三步是治学的视野。中国的问题，也是世界的问题，中国视角，中国话语都很重要。随着国力的显著增强，中国学正在成为全球的显学，中国经验也成为全球经验。2010年，我到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做访问学者。温伟耀教授提出“中国神学”的问题，基督神学传入中国一千多年，有很多发展与变化，形成了中国神学的特色。2011年，我在西安音乐学院承办的第九届中国音乐美学年会上提出，中国音乐美学由萧友梅先生从德国引入，经过近90年的发展，形成了自己的品质。与此同时，任何领域的中国研究都要国际化。2011年，我受到欧盟Lotus Project的全额资助，到比利时根特大学艺术哲学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有机会接触到一些国际汉学家，参加一些国际会议，受到很多启发。
中国文学研究要在国际展览会上出彩，应当要参与五种对话。要充分利用现代化的信息和技术，符合现代人的审美期待，同时，又不要失去自己的内涵和深度，这就需要古今对话。日本、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又较早地、较持久地参与了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交流，积累了不少经验和教训，为今天的中国文化传播提供了可贵借鉴，这就需要在汉字文化圈内进行对话。全球化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文化的全球化交流与共享已是必然，这就需要我们在世界文化的平台上进行对话。文化研究要具备较好的交流品格，不能再拘守于象牙塔，必然要和一定的物质和制度相结合，因此，意识形态研究与物质产品开发、制度体系制订之间的对话也成为必然。我住在根特大学留学生楼，经常跟其他学科的学生、学者们一起吃饭，聊天，交流读书治学的体会。无论是工科、理科、医科、农科还是文科，研究的目的都是一致的，那就是揭示一个规律。工科、理科、医科、农科在长期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统计、图表、实验等方法，对文科研究也同样适用，同时，文科注重想象与情感、生命体验与文字张力，对其他学科也有启示意义。文科与理科、工科、医科、农科的跨学科对话，是拓宽研究思路的绝好方式。做文史研究的人，都讲究文史互证。有文学的史料，有史学的史料。前者是限知的，后者是全知的。将作家的生平、作品以及相关批评结合起来，构成一个相对封闭的区间，比较容易把握。诚然，我们永远不可能达到全知，但完全可以将尽量多的限知联系起来，接近于全知。闭区间内的规律研究得越透彻，就越接近开区间中的普遍规律。
陈寅恪先生说做学问需要同情之理解，缺乏体验的阐释，要么过度，要么无效，要么错误。我在博士论文跋记中写道：“跋到最后，是感谢。我要非常感谢我的博士生导师曹昇之老师：谢谢您要我写毛笔字，要我背诗写诗，要我练普通话，要我学唱歌；谢谢您要我照着大家的气势和格局来写字、写诗、做人、做事、作论文；谢谢您一直指引我、期待我做一个有学究气、有才子气、有文人气的文人，做一个研究专门之学的学人，做一个能翻译、能写作、能研究、能出全集的通人。”
以上是我作为一个初学者，12年来随老师学习古代文学的过程和体会，我总结为16个字“学穷书府，思极人文，极目天下，搜炼古今”，供读者朋友们批评。
杨赛 复旦大学文艺学博士后研究员（2010-2012），比利时根特大学艺术哲学博士后研究员（2011-2012），欧宝官方入口音乐学博士后研究员（2006-2009），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高级访问学者（2010）。
2013.5.2
